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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弹簧组件，稳稳悬着5500吨重的设备——后来李春光总说，那吊杆多像他们这代人，一头拴着理想，一头坠着生活，得绷得紧，又得留着韧劲儿。 我带着集控八零一班的学生来实习那天，集控室的温暖裹着煤粉味，李春光正盯着仪表盘记参数。他是炉七三一班的，蓝布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，钢笔别在胸口，笔帽上的漆掉了大半。见我进来，他连忙起身，递来椅子：“杨老师，这30万机组的曲线，比课本上难辨多了。”那时谁也没料到，这个总把“参数要记死，操作要留活”挂在嘴边的年轻人，会在二十年后，牵着妻子的手重新走进校园。 毕业分配的日子来得比预想中急。我协助付志光老师和学生谈话时，办公室的窗玻璃结着冰花，每进来一个学生，哈气都会在玻璃上融出一小片雾。大多数人攥着家庭情况表，声音压得低：“老师，我家就我...